应对极端气候需要国际合作
“气候变化已经失控。”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发出警示。据英国《卫报》报道,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全球近日迎来世界平均气温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该机构官员指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进一步发展,未来可能出现更极端的高温天气。今年以来,高温、干旱、风灾、暴雨、洪水、山火等气象灾害频发。极端天气全球肆虐,向人类发出气候变化严峻态势的提醒。
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发展
“极端天气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日益频繁地出现,正在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经济、农业、能源和水供应产生重大影响。”正如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所言,日渐频发的极端气候正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持续威胁。
全球多地罕见高温已对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造成健康威胁。据法新社报道,近几周,美国西南部各州热浪肆虐,数千万美国人面临高温。英国《柳叶刀》杂志一篇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影响南美洲民众健康,自2000年以来,南美地区65岁以上人群因高温死亡的数字持续上升。在高温干旱环境下,加拿大森林野火持续肆虐,加拿大跨部门林火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加拿大已发生近3500起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9万多平方公里,持续破历史纪录;加拿大今年因森林火灾已疏散超过15.5万人,创历史纪录。由此产生的污染和雾霾蔓延到美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影响数百万人健康。
滚滚热浪也影响着全球多国农业生产。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报告认为,极端天气可能影响印度、澳大利亚、非洲西部和南部以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估计,从6月到8月,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气温有超70%的可能性将远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将给欧洲地区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带来很大风险。
严重高温干旱令多国居民、工业用电激增,河流干涸限制水力发电,能源问题更加严峻。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严重的电力短缺问题对涌入越南的制造商造成打击。在欧洲,葡萄牙和挪威等国的水电站水库已经干涸。挪威作为欧洲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警告称,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可能不得不限制能源出口。
与此同时,暴雨、洪涝等灾害对多国农业、工业生产及全球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在印度,迟到但降水量颇大的雨季暴雨对农作物造成严重破坏,印度大米零售价格上涨。印度下令暂停其出口规模最大的一类大米出口,这可能导致全球粮价上涨。在智利,占全球铜产量近30%的矿山生产将受限于大雨,产量减少和发货延迟将影响计算机芯片、汽车等产品价格。
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到2030年,极端高温将使全球工作时间减少2%以上,这相当于损失80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和2.4万亿美元。
发达国家行动“缺位”
为什么今年极端天气频繁发生?全球气象学界普遍认为,厄尔尼诺现象是重要原因之一。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热带太平洋地区7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诺条件,预计今后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进一步升高。世界气象组织气候服务主任克里斯·休伊特分析称,厄尔尼诺现象将导致更极端的陆地和海洋温度,这类影响将持续至2024年。
“长期来看,全球变暖是造成全球极端气候频发的主要原因。这已是国际科学界共识。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叠加影响,全球多地频繁出现极端气象灾害。如果将时间线拉长,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体现为极端气象灾害,更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经济、社会、国际问题,亟需加强全球气候治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所所长于宏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数十年来,国际社会探索构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及相关附件为制度框架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形成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欧盟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和中国”三大主要力量。但在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下,全球气候治理的推进之路并不平坦,实际成效不容乐观。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其一,合作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共识降低。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标志着人类首次对全面应对气候变化形成高度共识,但此后受复杂因素影响,世界各国围绕减缓与适应、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气候融资、损失和损害责任等关键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尚未达成实质性决议。其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执行力不够。各国贯彻执行《巴黎协定》设定自主贡献目标的程度不尽相同,部分国家于新冠疫情发生后在减排进程中出现“退步”,协定执行成果尚难判断。
“发达国家行动‘缺位’是全球气候治理推进迟缓的重要原因。”于宏源分析,一方面,发达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降低,气候议题不再是其最优先关注议题,《巴黎协定》达成的减排和援助承诺迟迟得不到兑现。另一方面,美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加强对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争夺,与发展中国家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展开更加激烈的博弈,加剧围绕气候议题的国际竞争态势,导致全球气候治理“碎片化”趋势加剧。
凝聚共识至关重要
在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气候落实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我们踏上了通往气候地狱的高速公路,我们的脚踩在了油门上。”今年世界地球日当天,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呼吁国际社会加快气候行动,敦促各国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发达国家必须承认历史排放责任和现实排放责任,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李强认为,当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人均高排放所致,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发达国家应当积极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和应用绿色低碳技术,率先进行温室气体强制减排,大幅减少“奢侈性碳排放”,兑现国家自主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援助的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转让气候相关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应向低碳排放国家支付补偿金,从而确保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目标可以实现。
“鉴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发力点不同: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能源生产国主要面临能源转型、工业转型的重要任务;小岛国家、欠发达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为薄弱,亟需全球气候变化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发挥其在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基础,共享现代化建设中的绿色发展经验,推动全球气候合作。”于宏源分析。
李强表示,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而且,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以来,中国始终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相关国际环境法律的制订,履行相关条约准则,对《巴黎协定》形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家自主贡献”模式等规定作出重大贡献。此外,中国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宣布不再新建海外煤电项目,积极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当前,凝聚共识至关重要。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正确选择。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谈判、技术创新、信息共享、资金支持等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同时应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际合作机制,务实推动全球气候合作。”于宏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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